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特殊年历为后人警示历史特殊年代的老皇历还为后人警示历史、不忘家仇国恨起到鲜明的警钟作用。如:《大清光绪三十五年时宪书》。清代光绪皇帝在位34年,根本没有“光绪三十五年”,所谓“光绪三十五年”,应为宣统元年(1909年)。由于“皇历”必须要在前一年年底提前印制,而印刷部门无法预测皇帝何时更替,所以便出现了“光绪三十五年”谬误,以致该“皇历”出版发行时,在封皮“光绪三十五年”上,加盖了朱印“宣统元年”加以订正。1912年被推翻后的清朝皇室刻印了《大清宣统四年时宪书》。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后,在革命派的努力下,清帝接受优待条件退位,宣统三年十二月廿五日(1912年2月12日)颁诏退位,因此历史上并没有宣统四年。这一年(1912年)新历书中记载了这一事件并在题记中记有“北京城总都督袁世凯,南京正都督孙文,副都督黎元洪、黄兴,闫锡山,山西太原府大都督五台县人”。做了80天皇帝梦的袁世凯,刻印了《洪宪元年历书》(1915年),这些特殊年份、流传极少的老皇历是藏界追逐的“重器”。2000年,中国历史博物馆(现国家博物馆)在北京拍卖会上,以数千元重金将此两件历书购归,永久展示。又如1942年由沈阳付印、长春发行的壬午年历书,是一个叫长泽千代造的日本人编纂的。虽然也有一般历书的栏目,但有一半篇幅是日本军国主义者殖民宣传内容,观其言词和画意,这是日本军国主义者文化侵略的罪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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